玉树的灾后重建，让“三江源”保护的践行者看到新的希望，国家项目的支持，大笔资金的进入，需要推动的只是一个更适合当地的保护和发展模式。然而，什么样的模式更适合三江源，却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

　　1 环境难题

　　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中华水塔”是它的另一个名字，那里曾水草丰茂，湖泊星罗密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然而近几十年来，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这个地方的生态急剧恶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冰川、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甘达村委叶青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多年，小时候，他眼中的草原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野生动物的生存不会受到威胁，草和水源非常丰富，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和母羊就可以产仔了，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看得见的还有草场的退化。

　　玉树州委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现在就玉树来讲，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在玉树接近20%。沙化面积每年以7.8万亩的速度在扩大。

　　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书记嘎玛说，他们现在最怕的是开矿，外来的采金、虫草的挖掘对当地的生态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

　　这种变化在叶青眼里是这样的：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纪律很严格。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对草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治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

　　“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叫我们保护区管理局雇人去保护有很多难题，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对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不适应，就是适应了以后，也很难长期在那里工作。”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说出了工作中的苦衷，保护区15.23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只有13人，工作站的基本维护有时还得借助抽调，这么大的区域，有非法采金、偷猎之类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2 协议保护探路

　　一方面是保护区域大，不好管理，一方面是牧民对草原与生俱来的情感，保护的路子能不能找个结合点？

　　“协议保护更像是倒逼出来的机制。”张德海说。

　　协议保护是2006年引入中国的一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简单理解，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土地附属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与经营权类似的权利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在资源所有者和保护者之间通过协议的方式将保护作为权利和义务固定下来，以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协议保护在青海的第一个案例是在措池村，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把该村2440平方公里的保护权下放给当地村民，与村民签订保护协议，村民仍旧住在保护区里，但同时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责任，每户负责管理自己的草原，定期监测，冬天增加保护巡护，负责清理公路沿线的垃圾，阻止打猎，并对不制止打猎的人进行处罚。

　　“实施协议保护后，牧民获得保护权利，这是他们很看重的。”嘎玛说。

　　第一批颁发巡护证那次，50多个人，当时还停电了，用的手摇发电机，虽然很简单，却非常庄重，你能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来。一位当事人这么告诉记者。

　　嘎玛说有没有巡护证对村民来说是不一样的，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的人打旱獭，阻止他们，但是没有人听。之后有了政府授权的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拿出证给他们看，就制止了采矿事件。

　　保护区管理局每年会请第三方机构做效果评估，做得好的会员会有两万元钱的奖励，此外还成立了“措池村保护基金”，通过社区小额贷款的方式运行，利息用作补助困难学生等。2007年开始，政府开始帮助措池村举办生态文化节，当时外出打工的不少年轻人都回来参加，据说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这也被村民视作对他们保护工作的回报。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说，山水实施了14个协议保护项目点，从已经保护的70多万公顷土地来看，平均一年一公顷的费用不到4元钱，参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8到37元钱一年一公顷的标准，协议从资金来说是可以实施的。

　　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村民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保护的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给谁？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真正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村民。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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